識讀護民主：為何在台灣的閱聽人必須提防來自中國的資訊？（下）—— 譚偉恩

四、假訊息的呈現手法（觀察三）

假訊息的呈現手法在科技加持之下不僅多元且十分精緻，有時已達到難以辨識的程度。在生活中可見到的假訊息實際上也不限於單純的虛假內容，而是包含各種「美化手法」。以下是筆者匯整後的觀察：

首先是「諷刺與kuso」的手法；此類假訊息以幽默包裝批評或抹黑，但旨在使閱聽人產生誤解。例如，某些政治漫畫或由真人模仿政治人物的影片以虛構但又和新聞事件類似的劇情進行嘲諷，引導閱聽人開展偏離真相的聯想。此類訊息如果又經大量轉傳，便有相當程度的殺傷力。然而，在民主國家，此類訊息又很難定罪，是「灰色地帶」的經典案例。

第二種手法是「誤導性內容」，訊息製造者利用部分真實的材料，但斷章取義地包裝，企圖引導閱聽人對特定事件產生錯誤理解。此類訊息最常出現在經濟類的新聞中，製造者借助看似中性的統計數據（特別是外文資料）來誤導閱聽人產生以偏概全的判斷偏差。經典案例如，某證券公司旗下的網路學堂指出，「越南成功將關稅由46%降至20%，台灣的努力川普會買單嗎？」；然而，事件的實際情況是美國總統於談判後「片面」在社群媒體公布比原本11%更高的關稅稅率（即20%）。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中國媒體惡意曲解美國議員之公開發言，2023年Seth Multon曾表示“The US should make it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if you invade Taiwan, we’re going to blow up TSMC”，環球網將這句話抽離前後文，並改寫為「美又有人提“炸毁台积电”，台前外事官员：把台湾看得比小弟还不如」，用以進行大內宣與大外宣。對此，Multon議員本人事後特別補充說明，北京刻意散播經由剪輯的言論，斷章取義(clipped comments)其發言，利用假訊息來離間美台關係。[1]

第三種手法多半係由職業人士操盤，以假冒新聞網站、偽造新聞電台攝影棚或記者與播報員的手法，將不實內容直接傳遞給閱聽人，使之在未發覺的情況下誤以為是一手新聞資訊。但此種新聞內容幾乎全然是虛構的(fabricated)，屬於無中生類型，常見於針對特定政治人物或政府要員的假新聞。以YouTube上的「快看资讯」(@kuaimedia)為例，惡意醜化現任副總統，聲稱「被二次製裁的蕭美琴崩了，背後66家金主被挖出，剛剛大陸生意全黃了」。實際上，新聞內容中關於副總統的資訊除了個人基本資料外，全屬捏造。

除了上述三種手法外，圖文不符(false connection)或脈絡錯置(false context)也是散見於諸多假訊息中的手法。前者透過聳動的誘餌式標題來吸引閱聽人，但實際訊息內容難以和標題或圖片進行連結；後者是將真實資訊放置於錯誤的時間、地點或人物身上，藉此誇大訊息製造者想要美化的標的或企圖醜化的對象。

最後一種手法是在生成式AI日益普及後的新興假訊息態樣，以deepfake的相關影片最具代表性。科技加持之下，假訊息製造者可以更加輕易偽造出政治人物從未說過的言論，增加假訊息對閱聽人的說服力。毋寧，「有圖/影片有真相」在AI時代恐將成為待證之資訊，而非如山的鐵證。

五、假訊息對社會及個人的衝擊（觀察四）

在網際網路、社交媒體、數位化、大數據、AI等五大科技的加持下，演算/運算宣傳(computational propaganda)逐漸成為假訊息製造者對接收者進行思維干擾之利器。根據牛津網際網路研究所(the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的數據，自2017年起，有越來越多國家（無論是否為民主政體）透過演算/運算宣傳來左右民眾對公共事務的認知，或是抹黑政壇上的對手。此外，上述研究機構認為，中國、印度、伊朗、巴基斯坦、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委內瑞拉等七國相當頻繁地以假訊息向境外接收者進行思維干預，其中又以中國居冠。[2]

當假訊息越來越能夠介入閱聽人的思考流程時，個體對所處社會的認同度、對特定議題的偏好感、對特定團體或組織的敵對強度，會隨之發生改變，同溫層效應也就在不知不覺中擴散，社會對立的現象會漸漸變得明顯，極化社會的風險於焉浮現。[3]此外，由於處於同溫層的人們在接觸到來自異溫層的資訊時，往往傾向以既有的看法或立場來解讀，導致容易出現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之現象。因此，假訊息的存在對於一個社會而言，只會產生同溫層內部資訊交流的效果，但無法在不同溫層之間進行對話，這將使得資訊傳遞的效果大打折扣，同時也背離網際網路等相關資通訊科技的初衷。有論者進一步指出，在大量假訊息影響之下，事實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因為人們更傾向看到或聽到與自己認知相符的資訊，對於相左立場的資訊則傾向貶抑。然而，這種情況將導致一個社會走向不鼓勵「說真話」，理性且真實的言論失去閱聽人的市場，取而代之的是情感性言論或極端型言論。當一個社會變得如此，真相就被拒之於門外，「後真相」(post-truth)時代的謊言與欺詐反而成為生活的日常。[4]

六、假訊息帶給民主國家的後座力（觀察五）

民主國家最可貴之資產不是公平且定期舉行普選的制度，而是人民組成的多樣性、對異音的包容，以及在經歷政經動盪衝擊時的韌性（resilience；亦有譯為復原力）。[5]然而，在大量假訊息的影響下，民主國家內部不同群體間的相互理解與包容力被削弱，容易出現三種型式的極化：政治立場極化、資訊渠道極化、閱聽水準極化。

政治立場極化，係指民眾對於攸關國家發展之政經議題在認知上明顯出現二元性的分歧。此種極化現象在國內政治屬於兩大黨競爭模式的民主國家最為常見，也是最有利於境外假訊息製造者發揮影響力的情境，[6]台灣恰好就是屬於此種，必須特別加以留心。

資訊渠道極化，係指上述政治立場對立的群體間相互否定、抗拒、貶抑，甚至是攻擊對方資訊渠道的正當性與正確性。此種情況一旦發生，會經常聽聞得見「這就是XXX才會寫出來的東西」或「XXX報導的事情就是這樣」。同時，每個群體的成員也不傾向和非同溫層的資訊渠道交流，例如：不閱讀、不收視、不投稿、不相信。在這樣的情況下，民主國家的分裂或對立就會變得難以修補；毋寧，民主韌性的強度開始受到挑戰。

閱聽水準極化，係指人民對訊息的識讀能力出現M型現象，也就是有些民眾越來越意識到生活周遭的訊息可能被刻意纂改或扭曲，因此開始提高敏感性和驗證資訊的習慣；相較之下，有些民眾不假思索接收生活中的訊息，並對來自同溫層的訊息幾乎照單全收，深信不疑。應予注意的是，M型的極化現象通常不是一種「對等式」的M結構，而是一高一低的「失衡式」結構。這也就是說，識讀能力高的民眾數量相對較少，難以制衡不對稱M結構中非理性的輿論聲量。

七、結論

2024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在其《全球風險報告》(Global Risks Report)中將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與假訊息(disformation)判定為未來兩年中全球最嚴峻的風險之一。此意謂著假訊息對一個國家或其社會的穩定和安全具有實質衝擊力。在威權國家，假訊息的製造者通常是政府自己，使用假訊息之目的是為了消除異音和鞏固政權；因此，百姓雖會因假訊息而受害，但國家本身沒有安全疑慮。相較之下，在民主國家，假訊息的製造者除了可能來自境外，也有可能隱身於境內，可以是民間團體，也可能是政府自己。這些不同來源或不同屬性的製造者使用假訊息的目標不一，手法有別，甚至在產出的訊息種類上也玲瑯滿目。在這樣的情況下，唯有訴諸媒體識讀教育，才能提升民主國家整體公民中擁有識讀能力之人口比例，從而扭轉本文提及的失衡式M型結構。這是非常關鍵的第一步，攸關民主國家能否於危機中展現自我修復之能力（韌性）。倘若識讀教育有成，閱聽水準極化的社會現象就能得到緩解，不同政治立場的群體漸漸就會重新展開對話、交流、思辯，並在真理越辯越明的邏輯運作下，形成社會共識。[7]而當民主國家的人民與政黨可以經由理性的資訊交換形成共識，該國公民社會的判斷力與理性溝通力就可以讓民主制度獲得維繫，同時在公共政策展現出韌性。

台灣深受假訊息影響，尤其是境外假訊息的滲透，根據民主多樣性研究所(V-Dem Institute)在2024提出之報告，台灣為全球遭受境外假訊息攻擊最嚴重之國家，且已連續11年位居受害者榜首。[8]假訊息在台灣的「存在」並非純然外部個體或組織的即興行為，而是結合了北京當局與其它不同屬性行為者的總合勢力，儼然是政治、經濟、社會等多重目的交織下形成的資訊病毒。有鑑於此，本文提出五個面向的粗淺觀察，冀望在「識讀中國」的推動下為台灣的民主韌性挹注抗擊假訊息的能量，維繫民主國家多元包容、互惠尊重，以及坦而不倦進行對話思辯之特質。